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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文化自信的八個理由
發布日期:2012-2-14    瀏覽次數:2282

      山西文化自信的理由何在?現以筆者之拙識,略述于下,以與讀者共勉。理由之一:山西境內多遺跡文化沉積彌深厚山西簡稱晉,別稱三晉,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是中華民族黃河文化的重要發源地,三晉文化為華夏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在中華五千年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據考古發掘表明,舊石器時代的丁村(今屬襄汾縣)人就生活在山西境內。從汾河上游的靜樂縣鳳程山,中游的交城縣范家莊、太原市的古交,下游曲沃縣里村、侯馬市南梁都發現了丁村人的足跡,有丁村文化的遺跡。這是十多萬年前原始社會初人民生活的寫照。山西境內的史前遺址、山西的古戰場、古墓、古塔、古廟、古城、石窟、佛寺以及民宅大院等現存的不可移動文物有35000余處,其中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就達119處之多,僅金遼以前的地面木結構古建筑即占全國的74%,文化沉積之深厚,蘊量之豐富,堪稱“超級博物館”。這是山西古代精神和物質文明的見證,也是發展山西旅游文化的巨大資本。

  在山西大地上,北有以北魏古都大同云岡石窟、五臺山、應縣木塔為代表的晉北民族交融和佛教古建筑文化區。包括云岡石窟、上下華嚴寺和我國現存的最大的木塔、堪稱我國建筑藝術杰作的北岳恒山十大奇景之冠的渾源的懸空寺;以自古與四川峨嵋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華山齊名的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五臺山,其菩薩頂、佛光寺、南禪寺、龍泉寺、鎮海寺、顯通寺、南山寺等多處寺院,尤以南禪寺保存完好。這些歷經1200多年風雨剝蝕的大寺院,像歷史巨人屹立五臺之頂,以其秀麗的風光和古老燦爛的佛教文化著稱于世,為世代游人所仰慕。在五臺山旅游區外圍還可觀覽宋代名將楊繼業家譜的代縣楊家祠堂和邊關要塞雁門關、以及近代政要閻錫山故居原貌,還可以欣賞秀麗奇特的寧武蘆芽山風光。中有以省會太原的古城晉陽遺址、晉祠、天龍山、龍山、永祚雙塔寺等豐富的古晉陽文化,以山西省博物館為龍頭的三晉文物寶庫和以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平遙古城、被譽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璀璨明珠平遙雙林寺、祁縣喬家、祁縣渠家、太谷曹家、靈石王家、榆次常家大院等晉商文化以及介休綿山景區。南有以臨汾堯廟、洪洞廣勝寺、洪洞大槐樹尋根處、蘇三監獄、襄汾丁村、陶寺遺址、永濟舜帝遺址、禹都安邑等為代表的根祖文化區及被列入世界40個景觀之一的壺口瀑布,包括隰縣小西天、夏縣司馬光碑亭、永濟鶯鶯塔、永樂宮、芮城黃河大鐵牛等等,而關羽故里,解州西關坐落的全國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關帝廟,受到海內外炎黃子孫的敬仰。位處東南以陽城皇城相府、戰國長平之戰遺址、長子發鳩山、長治老頂山、高平炎帝陵以及武鄉八路軍總部、上黨戰役遺址為中心的上黨文化區,近年也成為游人向往的好去處。在山西大地載體上,真可謂處處是真寶,件件是原裝,諸多貨真價實的歷史人文名勝展示了山西文化的深厚底蘊。理由之二:遠古傳說神話多根祖文化堪吟哦傳說中的黃帝軒轅氏和水神共工氏的部落曾在山西南部活動,女媧陵遺跡于趙城,神農教民稼穡于長子,后稷種百谷于稷山,嫘祖養蠶于夏縣;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帝堯的大兒子丹朱被封于長子縣。中國古代許多優美的神話故事:“夸父逐日”、“精衛填海”、“后羿射日”、“女媧補天”、“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共工怒觸不周山”等等,都同古代山西有著密切聯系。晉文公和介子推的故事、卜子夏西河教授的故事,至今廣為流傳。遠在四千年前原始社會末期的唐虞之世,山西南部就流傳著《大章》、《大韶》等樂章。《論語》還記載著孔子聽到《大韶》樂時連連發出“盡美矣,又盡善也”的稱贊。在反映上自周初,下迄春秋中葉500余年間社會生活的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中的“魏風”七篇、“唐風”十二篇,都產生于當時的山西一帶,表現了當時的社會現實生活。其中“碩鼠”、“伐檀”等篇,體現了古代山西先人不屈不撓的堅韌精神和淳厚品格,都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成為歷代人民的啟蒙讀物和文學范文而傳誦。

  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的標志華夏文明的“五帝”,特別是堯舜禹就主要活動在晉南一帶。堯,中國古代傳說的圣王,為五帝之一。《史記》載:“其仁如天,其知(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驕,貧而不舒”。堯即位后,首先舉薦本族德才兼備的賢者,使族人能緊密團結,做到“九族既睦”;又考察百官政績,區分高下,揚善懲惡,使政備井然。同時,注意協調各部族關系,教育百姓和睦相處,因而“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天下安寧,政治清明,世風祥和。傳說堯禪位于舜,是原始民主作風的遺存。舜,傳說中與堯并稱的圣王。《史記》載:舜名重華。皇甫謐《帝王世紀》說,舜字都君,又稱虞舜,國號有虞。按先秦時以國為氏的習慣,亦稱有虞氏。舜執政后,實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政治舉措,勵精圖治。他重修歷法,舉行大典,到各地巡守百川,召見諸侯,考察政績,明定賞罰,體察民情,平治洪水,使天下人民安居樂業。《史記》載:“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民德皆虞帝始”,使神州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清平局面。禹,通常稱為大禹,舜的繼承人,是傳說中與堯舜并稱的圣王,為夏王朝的君主。傳說堯舜時天下洪水泛濫,為患下民。禹受命治水,在治水中表現的艱苦卓絕的作風,堅韌不拔的意志,忘我無私的奉獻,在中國人民心中歷久彌新,激勵了一代又一代人。由于大禹治水功勞卓著,受到普天下人的愛戴和擁護,帝舜禪位于他。這些反映中華民族根祖文化的傳承是山西發展文化產業的最大財富。理由之三:“桐葉封弟”唐晉始三晉稱雄縱橫士大約在公元前11世紀,周成王“桐葉封弟”,將古唐國封給了其弟姬虞,史稱唐叔虞,后其子燮父改唐為晉,并為紀念晉的始祖唐叔虞在古晉陽修建了晉祠。西周初年,位于山西境內的晉為百里小邑,后在晉文公重耳(公元前636年至公元前627年在位)治理下,發展為汾河中下游的大國,與齊桓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并稱“春秋五霸”,極盛時的晉國據有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北部和陜西的一部分。到春秋末期的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晉”,前403年趙、韓、魏躋身戰國七雄之列。人們歷經約二千五百年至今仍懷念三晉,贊美三晉,把山西統稱三晉,不僅因為三晉的地域覆蓋了山西全境,說明三晉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比晉更廣泛地體現了作為中華民族文明史上的發源地之一的豐富內涵;說明三晉文化實現了北方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對繼承和發展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做出的歷史貢獻。而唐叔虞作為晉的始祖,晉文公重耳作為三晉的孕育者和三晉文化的奠基人,其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三晉文化對中華民族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有著深遠的影響,其特點:一是三晉思想淡化了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正統宗法觀念,使晉國政治具有尚賢、尚法、尚公的特色,使韓、趙、魏成為早期法家的發源地。二是三晉文化具有求同存異、兼收并蓄、寬容博大的特色,能夠不斷融合周邊文化,以發展壯大自己。這對于加快中國統一步伐的新舊制度交替,促進各民族之間文化的融合起到了推動作用。三晉文化傳承于山西大地,為華夏文明的繼承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晉國爭霸、三晉稱雄的春秋戰國時代,山西這塊土地上思想文化和經濟社會活動十分活躍,都曾有過卓越的成就,體現了開拓創新的思想風貌。而三晉則被稱為法家的搖籃。戰國時期的李悝為魏國人,吳起、商鞅雖為衛人,但都曾仕于魏國,形成了變法思想。李悝在魏國變法,使魏獨步中原近百年,吳起先參加魏國改革,后到楚國變法,使楚得以強盛;商鞅從魏到秦,大刀闊斧的變法給秦奠定了統一六國的基礎。出生于趙國的著名的杰出唯物主義思想家、文學家荀況,在百家爭鳴中集諸子之大成,形成了獨樹一幟的《荀子》學說,他以儒家學說為主體,又融合法家思想,創立了一種適合封建一統的政治治國理論,成為戰國末期與孟子同等地位的大師,其著作《荀子》32篇及歌謠、散文流傳后世,影響至深。荀子的學說經其學生韓非、李斯的成功實踐,成為封建社會治國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司馬遷在《史記·張儀列傳》中曾說過“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縱橫強秦者,大抵皆三晉人也。”理由之四:經歷漢唐五代期三晉輝煌人文史太原古稱晉陽,約創建于公元前497年,時為趙國都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了中華歷史上第一個封建專制國家。在兩千多年的王朝更迭中,有幾個極盛期都與山西有著緊密聯系。西漢時,呂后專權,劉恒遭貶,在晉陽“龍潛”16年后,被擁立為漢文帝,史有“文景之治”;北魏時,拓跋魏起于代北,而創大同云岡石窟、應縣釋迦木塔之輝煌;號稱“太原公子”的唐太宗李世民以“民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之理念,譜寫了“貞觀之治”;一代女皇武則天“聽諫任賢”、“重典治吏”使盛唐得以延續,并定太原為“北都”,與首都長安,以及南京(成都府)、西京(鳳翔府)、東京(河現府)合稱五京,顯示了三晉大地的一片輝煌。及至五代的后唐、后晉、后漢,開國皇帝李存勖、石敬唐、劉知遠皆從地處山西腹地的古晉陽城掘起,奪取天下,給后人留下了太原別號“龍城”的佳話。龍城文化以一種吉祥騰飛之象征,至今受到人們的傳譽。

  在漢代“樂府”中,既有出自河東、蒲坂的詩歌,又有來自代雁、云中的民間樂聲;而被幽禁深宮的山西朔地美人斑婕妤的優美詩賦,唱出了被損害侮辱的凄怨哀絕、動人肺腑之聲,對我國七言詩的成熟起了促進作用。及至魏晉的郭璞、鮑照,隋代大詩人薛道衡等皆蜚聲文壇,睥睨齊梁,可謂三晉文壇之奇葩。唐代是我國詩歌的黃金時代。當時山西詩人如雨后春筍,群星輝映。唐初的王績、王勃、宋之問;盛唐的王之渙、盧倫、王翰、王昌齡、王維、白居易、柳宗元;晚唐的司空圖、溫庭筠、聶夷中等,一班山西詩人的作品五彩繽紛,絢麗多姿,他們或稱“唐初四杰”之一,或列“大歷十才子”之首,或享“詩家天子”之美譽;“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乃田園詩人之代表,“古文旗手”、“花間鼻祖”皆文壇之精萃,更著諷喻現實,針砭時敝之現實主義大詩人白居易則為舉世矚目與李杜齊名之大師。山西詩人在中國文壇放射的熠熠光環,與“盛唐晉陽號稱北京”之輝煌相映照,展示了三晉文化的燦爛群星。理由之五:文臣武將皆忠勇古代三晉多廉吏在中國歷代上,山西出了許多著名人物,從遠古傳說到西周春秋,秦漢兩晉到唐宋五代,立國當朝之帝王有之,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文學家,數不勝數。據筆者初步統計,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國名人大辭典》歷史人物卷共收入歷史名人13000余人,其中山西歷史名人達600余人。現僅舉著名的文臣武將,他們都是政治家、軍事家,僅列舉趙盾、廉頗、藺相如、衛青、霍去病、王允、關羽、薛仁貴、尉遲恭、狄仁杰、楊業、呼延贊、狄青、王彥、于成龍以及傅山、徐繼畬等等,他們崇奉儒學,從政為民,忠勇大義,為國犧牲,淡泊銘志,清廉自守,雖經坎坷,至死不悔。民間至今流傳著“趙氏孤兒”、“將相和”、中華武圣關云長、薛仁貴征東保唐王、“楊家將”、“狄仁杰”、“一代廉吏于成龍”等婦孺皆知的感人故事。他們的崇高品德和秉正忠義精神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體現,也是三晉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理由之六:宋金元明及至清三晉文壇有巨人五代迄宋,頻遭戰亂,詩壇寂寥,山西籍學者,又在新的領域嶄露頭角。偉大的宋代史學家司馬光以其19年之艱辛編撰的輝煌巨著《資治通鑒》,為中華民族文化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另一位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的清代著名學者陳廷敬,則以總裁官之職主持編纂了古代中國收字最多的大字典《康熙字典》,其所付出的心血和對中國文化做出的貢獻,為后人所敬仰。又如被譽為“元曲四大家”的白樸、鄭光祖,散曲作家喬吉,偉大的戲劇大師關漢卿,以其深入生活在下層人民之中,反映人民疾苦的現實主義作品,成為與唐詩、宋詞并駕齊驅的一代文學之巔。金代杰出詩人元好問,明代偉大的小說家羅貫中,清代著名學者、思想家傅山、閻若璩、祁雋藻等等皆為三晉文化史上留下了寶貴的財富。他們的作品所體現的豐富內涵,強烈情感、鮮明形象和雄健的美學追求,奮發堅毅的創作精神,體現了山西文學的主流,對三晉文化的發展,為三晉文化之巍巍大廈增了光、添了彩。理由之七:以誠取信通天下晉商文化譽華夏在明清500年間,山西曾是全國最富有的省份。據史籍記載,從15至19世紀的全國經濟狀況來看,山西商號,尤其是金融票號,星羅棋布,匯通天下,獨領風騷。山西的貨幣金融資本,不僅壟斷了全國的貨幣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亞洲,乃至把觸角伸向了歐亞等地。晉商隊伍之浩大,財力之雄厚,簡直是令人驚奇而費解的天文數字。山西商人一批又一批,一代接一代,潮水般地涌向全國各地,涌向周邊各國,號稱百萬大軍,當時僅走東北的就達40多萬人,旅俄的有1萬多人。這些老西兒在外是西客,在家是財東,不僅聚集了大量貨幣資產,而且把白銀源源不斷地運回家鄉。僅票號經營曾為山西賺回了數以億計的白銀。在當時商貿界、金融界的排行榜上,全國三大商邦排行為:晉商、徽商、潮商,晉商為首。全國的億萬富翁,排在最前面的10家大財東,都是山西人。據說僅大盛魁商號極盛時,其旅蒙商隊就擁有駱駝10萬峰之多,從業人員7000余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梁啟超曾這樣論述“晉商明初至清末,五個世紀,經營項目最廣,活動范圍最大,資本最雄厚,利潤最為巨大的集團,成為封建商業經濟高度繁榮發展中的中堅力量,足以自夸世界商人之前”。難怪晉商被西方譽為“中國的威尼斯商人”。究其晉商發跡、拓展、輝煌之根本,皆以誠為本,以信取人。山西商人樸實厚道,勤儉不華,禮讓文雅,善于理財之晉商文化,征服了天下,“瀟灑了一回”。理由之八:近代革命揚正氣愛國文化舉大旗在近代中國封建社會覆滅后,閻錫山借山西地域之特點,建立了封閉的軍閥王國,山西文化持續處于低谷。隨著“五四”新文化的覺醒,山西黨的創始人,革命先驅高君宇,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彭真、徐向前、薄一波等對山西新文化的形成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華民族經歷了百年抗擊外侮的第一次偉大勝利。三晉兒女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浴血奮戰,氣貫長虹,為爭取民族解放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與之相應,在山西大地形成了以抗日戰爭根據地為中心的抗戰文學,創作了大量高度現實性、戰斗性,反映抗戰史實和英雄事跡的作品。他們以馬烽、西戎、束為、胡正“四戰友”和人民作家趙樹理為代表,顯示了根植于農民思想感情和審美習慣的具有山西農村獨具特色的民族化、大眾化的文化,是“動員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是在中華抗日救忘運動中舉起的愛國主義文化大旗。為人民解放孕育于三晉大地的續范亭、賀昌、劉胡蘭、尹靈芝、晉夫等無數革命先烈,“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浩然正氣、高尚品質成為億萬人民永遠學習的榜樣,其精神永存,光照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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